(此文发表于《团结报》2014年11月1日第六版)  镜头里的抗战老兵·之十二  游击队里的孩子兵  

在自家门口的邓杏生老人。    年轻时的邓杏生。    老兵邓杏生。    全家福。

    ●文/ 摄影 周利和

    江南的九月，略显一丝凉意，田里一片金黄。婉转行走在乡村田野里，清新爽朗。

    抗战老兵邓杏生的家在浏阳市洞阳镇西园毛里片邓家组。国家级生物医药园附近。不远处有些高楼，老人的家却是地道的农舍，房前屋后，鸡鸭鱼塘、果园、菜园，宁静又和谐。到了前坪，远远看见邓老，扶墙而立。已没几颗牙的嘴乐呵呵的，脸笑得很灿烂。老人的儿、媳、孙女都如同邓老朴实、真诚。我握着邓老的手说：“邓老，我又来看您了。”老人的大儿子抢着说：“父亲一大早就在念叨呢，他喜欢你们来，说民革党员就像亲人。”邓老在一旁呵呵笑着，屋子里亲人般的聚会少了客套多了温情。

    每次看望老人，他总不好意思说：“抗战我没有当过正规军，只是打过几年游击战，不值一谈咧。”每回我们都安慰老人，那个年代，那种岁月，能扛枪和日本人干的就是好汉，就是英雄！

    浏阳北乡人好客，一落座，茴香茶，糕点，农家自制的苦瓜皮，煮花生，酸枣干扑面而来。亲切又温暖。我拿出纸和笔紧挨着邓老坐下，随老人家的思绪走进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邓老出生于1927年农历8月19日，世代务农。说起父亲老人有些模糊，只是他肯定父亲是抗战老兵，在国民革命军77师当理发师。印象中他只见过父亲几次，印象最深的那次是父亲的部队路过家乡，晚上偷偷回来了，给他和哥理了发住了一晚，第二天天没亮又走了。一直到他去游击队也没再见父亲回过。新中国成立后他从部队回来，父亲已在家里。到1956年父亲去世。不管怎么问部队的情况，父亲总是不说，似乎有心事或许也有些愧疚，父亲从军那么多年没给家里捎过一分钱。邓老一直对父亲没多少好印象，但老人很可怜母亲，带着他们兄妹三人没日没夜忙生计。记忆中母亲每天除了纺纱还是纺纱，到老眼睛都已看不见了。老人几岁时母亲一有时间就总是牵着他们三兄妹去地里捡豆子，那时洞阳这一片大都种豆子，说是耐旱些，也因为当时一担豆子可以换四担稻谷。老人儿时捡豆子是边捡边哭，因为没鞋穿，小脚丫都被豆桩刺得血淋淋的。妹妹六七岁的时候得病夭折了。每次说起母亲，邓老都伤心不已。

    老人读过两次书，一次读了六个月，一次三个月。因为穷，学费一学期要七斗谷。他入学也只能直接读三册，至今记得他第一天读的课文是秋天里的花，内容讲的是秋葵，秋海棠之类。因为没钱六个月就休学了。11岁后家里攒了点钱，又读了三个月。老人说他增广贤文、幼学这些入门课程都是借书才读过的。

    12岁母亲拉着他学油漆匠，那时乡下认为有手艺才能活命。他认真跟师傅学了两年，抗战爆发后日本人打到湖南来了，到处宣传抗日。老人时年14岁。也许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时他已像个小男子汉了。整天和师傅磨，要到廖义华的部队去打鬼子，师傅是个爱财如命的人，眼中只有钱，对抗日不闻不问。可14岁的邓杏生每天听到的看到的都是鬼子在湘东这块土地上烧杀掳抢。也许受湖湘文化，无湘不成军这些俗语根深蒂固的影响，老人厌倦了这种苟且偷生、蝇头小利的生活，所以老人那时很气师傅。有一天师傅让他去买油漆，老人路过邓家祠堂，看到里面在组织地方游击队，宣传队说鬼子来了，要自己组织队伍保家卫国，他毫不犹豫报名参加了游击队。老人说不到一下午就招了120人，好热闹，还有好多细伢子也争着要去，他年纪最小，只有14岁。其实，当时16岁以下是不要的。但老人长得也还算高大，加上有一位张运生的熟人在游击队当排长，喜欢老人机灵，能吃苦，就收了他。新中国成立后，张运生还成了他的亲家，老人说到这里，笑得满脸的皱褶。

    “我当兵时鬼子的三八枪都背不起，只能背着刀跟在排长张运生、连长杨金伟后面当勤务兵。三个月后打了一仗，我缴获了鬼子一把冲锋枪，从此我有枪了，天天练武练枪，就想打鬼子。我们游击总司令叫廖义华，湖北人，好威风。我去时游击队才400人，一年就发展到1200人。廖司令打仗很厉害，虽然是游击队，但经常敢和日本人正面干。在平江、长寿街、春华、永安、沙市等很多地方和日本人打过仗。在新龙桥，我们和鬼子打了一天，鬼子有一百多，我们只有五六十人。他们用炮打，不敢进山。我们熟悉地形，虽然我们武器不好，但我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基本上拖他们两三天也能把他们都消灭。

    记得那次在大樟树，我们十几个人伏击鬼子五六十人，我们一排枪下去干掉他们十几个。鬼子山炮和机枪一响，我们就跑得没影了，害他们放好多空枪炮。在岭上我们放两把枪，用绳子连着，鬼子一到跟前我们就拉绳。鬼子又架枪架炮，我们又绕到他们后面去了，打鬼子屁股。这样的伏击，我们大都会成功，也跑不了几个鬼子。日本鬼子个子矮，很会爬山，因为他们腿短，像兔子。但他们跑平路跑不过我们，他们特别会打滚，手和脚卷成一团像个球，在草地上可以滚来滚去。所以，除了打伏击我们在他们正面打，一般在后面打，效果特别好，一打一个准。那个时候，我们不缺弹药，山洞里藏着，正规军的兄弟牺牲后也留下很多。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廖司令和美国人关系好，经常有美国飞机给我们空投。小炮、呢子大衣、机枪、食品、罐头等经常有。

    我们游击大队也出了不少战斗英雄。我记得有一个名叫邓金砖的，他一次就抓了四个日本俘虏。他在侦查连当排长，很厉害。还有一次在平江，他干掉19个鬼子。我那时就崇拜他。总记得他一手拿枪一手吹号，或者一手拿刀一手吹号，杀鬼子眼都不眨一下。我们背地里都叫他神枪手。我也跟着他学了很多本事。也打了好多鬼子。我大部分时间负责送信，送子弹。当时游击队就数我最机灵，因为那时没有通讯工具，部队不方便联络，我经常在豆子地里，禾地里飞快地爬着送信传消息。联系各个游击队怎样围怎么堵怎样逃。我立过好多功呢。”回忆抗战打鬼子往事，老人笑得乐开了花。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问：“那个英雄邓金砖呢？”“解放后，他上吊自杀了。”“为什么？”老人叹了口气说：“县里通知他去对审，他担心受批判。唉，其实受批判的人后来都平反了。”老人眼神一下变得很呆滞。

    “这种仗，我们打了两三年，胜多负少。”老人接着说：“那时大家每天只要杀了鬼子就高兴。我们也经常比赛杀鬼子。更多的时候就是传授经验。你帮我，我帮你。研究打鬼子心得。一直打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

    我记得鬼子投降的头一天我们还在跃龙市和他们打了一仗。那天我们吃了点小亏，虽打死了几个鬼子，但我们也牺牲了几个战友。我们正在大树岭合计着第二天怎样把这一队鬼子干掉，突然接到消息，鬼子投降了。我们那时也正被国民革命军王耀武的部队收编，成了正规军，也是我们准备大干的时候。鬼子投降我们欢天喜地，团长指定我们连去长沙县榔梨镇陶公庙接受鬼子受降。那天可高兴了。我们一路唱歌，会唱的不会唱的都唱。革命歌，湘剧，花古戏，夜歌子也唱。这是我们第一次列队走大马路进城，那个欢喜劲别提有多痛快。一路上老百姓又送吃的又放鞭炮，我们浏阳历来是爆竹之乡，听说全县鞭子都放完了。也不要买，杂货店老板那些天都特别大方，一箱一箱的放。姑娘们也不抹锅灰了，家家户户穿得漂漂亮亮的。真没过过那么幸福热闹的日子。

    到了陶公庙，鬼子几个排向我们缴械，不到一会场面我们就控制不住了。方圆几十里上百里的老百姓，男女老少拿着锄头扁担，女人甚至拿着鞋底，围着鬼子乱打。日本人抱着头，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好多鬼子真的是被打得满地找牙，满口鲜血。我们很多战友也控制不了自己，跟着老百姓揍鬼子。连长对天鸣枪几次，才把场面控制住。你们年轻人无法想象当年鬼子在我们这一块犯了多少罪。他们坏事做绝呢。他们烧杀掳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我们这一带一个村一个乡被杀几百人几千人都有。他们还烧房子烧祠堂。甚至故意将老百姓的牛羊猪赶到庄稼地里，赶着来回跑，糟蹋我们好多粮食，完了还割下牛羊猪屁股上的肉扬长而去，还哈哈大笑。那些庄稼被他们糟蹋得不知有多少，那些牛羊被活活痛死在地里的不知有多少。想起这些我至今还恨得鬼子牙痒痒，他们是人吗，他们不是人呢，是畜牲。”说到这老人眼冒怒火，浑身颤抖。

    抗战胜利没多久，老人就随部队起义投诚了，老人参加过解放上海等许多战役。特别是参加上海及周围沿海剿匪印象特深。周边四十九个海岛老人都一一去过。1949年9月4日老人光荣入党了。

    转业回湖南后，老人接受组织安排带九个乡一千多人到株洲火车站铁路处，先修路后搞运输。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1964年大搞建设又服从安排带头回乡搞生产。回乡带队修渠道修河道，开山造田，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在家孝敬母亲，婚后育有7个儿女，也要求儿子们去部队报效国家。儿子有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的，有为国防建设尽职尽责做到团长的。晚辈不管是从军，务农，还是经商，都认真工作，务实本分，没有一个让老人操心的。

    回忆过去，老人时而流泪，时而大笑。历史如云烟，匆匆走过。尽展九十老人饱经风霜的一生。他说得多的是儿时的艰苦现在的幸福。更多的是对鬼子的咬牙切齿。也有“国共抗日将士”抛洒一腔热血，捍卫万里山河的青春岁月。很少说自己曾经为国家为民族英勇抗战，风餐露宿山林生活的苦难。走时他不断叮咛我们提防小日本，快些将国家建设得强大，再不受外辱。

    夜阑人静。离开温暖而祥和的老人家，我们依依不舍。九月的江南，硕果累累。忽然觉得自己多了重托多了职责。老人曾经浴血奋战的情形，即使已化作一段段光影，却依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