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栋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西方列强入侵古老中国最激剧的时代。面临随之而来的西潮冲击，中国实际上已“由文变野”，处于世界的边缘，任人宰割和侵占。许多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并试图求解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当他们仍背负着“学”的文化传统，苦苦求索而屡屡失败之际，正是孙中山跳出了“学”的层面，接受了西方政治思想家所创建而由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革命所实践的民本、民权、民主思想，并体悟到唯有以此改革旧中国与缔造新中国具有不可分离的内在关系。孙中山坚实地立足于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坚定地回答那个社会和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基于中西文化的共同影响与熏染，他的思考远比常人深刻和宏大，因而，孙中山提出的许多观点、观念、命题和范畴，又常常超越现实生活，以至具有永恒的意义。

孙中山以其百折不挠的信念和实践，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剧变，开拓了中国社会前进之路，成为“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作为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给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异常丰厚的历史遗产和明晰的认识座标，成为中国各种政治力量都重视、运用、吸取的思想资源，甚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一环”①。孙中山的事业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共同政治遗产及精神财富，是因为它不仅包括了他用“革命”战胜“改良”，用“共和”取代“帝制”的战斗的、革命的一生，还包括了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成功地领导了民族、民主革命，对亚洲，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以及对世界至今发生影响的事实；它不仅包括从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民族思想、哲学思想，直到文化教育思想等系列理论层面，还包括领域广泛的实践经验层面；它不仅包括作为世纪伟人、世界伟人所思所行的超凡的深具意义的革命言行，也包括它作为社会人、政治人，作为从封闭的传统社会走向开放世界的热血男儿，所具有的喜怒哀乐和鲜明性格，并由此造成的个人与历史局限性的内容。这个丰厚性，这一历史遗产的全部性，使孙中山研究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成为“中国内地近代史研究和近代人物研究中最有特色，开拓最广，成果最多的领域”。②

孙中山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虽然已走过数十年的历程，但至今尚未建立起孙中山研究应有的学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孙中山研究领域还未有令学术界公认的完善的程序和规则。孙中山研究与历史学一样处在“前科学阶段”（海登·怀特Hayden White）。问题的紧迫性还在于：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视阈中，我们已然处在一个文化认同危机普遍存在的时代。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造成今天中国的“现在”，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不过是一个发生在近代中国社会及国家的建构过程。曾经将西方文明、文化积极引进并与传统中国对接的孙中山，不过是“受挫的爱国者”，是一个“不情愿的革命家”，以至有媒体意味深长地说：“中山已矣，但他的政治遗产长存，如何重新评估孙先生的政治遗产，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责任”。③

孙中山研究自“文革”后迎来复苏，即以高度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关注中国近现代史的发生、发展和逻辑走向。某些方面不乏深刻的学术思考，建构了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产生影响的研究框架。因此，众多学者指出，“孙中山研究始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门显学”(章开沅语)，“孙中山研究正朝一个独立的史学分支——‘孙学’发展”（尚明轩语）。正由于孙中山研究仍具有巨大空间，所以它“是一个永远不会穷尽，永远不会枯竭的长青的课题”。④

学者们的论述，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百年前世纪之交，一段翻天覆地、震惊尘寰的岁月通过孙中山研究得以生动表现，孙中山的思想与实践通过孙中山研究这个中介得以构成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生、发展的系统或体系。如果说孙中山研究是关于研究孙中山或孙中山思想与实践的科学，那么，未来的“孙学”或者“中山学”便是关于孙中山思想与实践（或可统称为孙中山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内因与外因的规律）及其各要素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这里，还可从另一角度说明，“中山学”的创建已是刻不容缓，时不我待了。这就是，一方面，孙中山研究在已取得很多高水平学术成果之际，要有所创新，唯有如邓小平所说那样，要能够说点“新话”，另一方面，毋庸讳言，孙中山研究遭受冷落、冷遇，与毛泽东被遗忘，鲁迅受攻击一样，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一块阴影⑤，这些都令人倍感孙中山研究要有重大突破，唯有提出符合崛起中国、和谐中国需要的新任务，拓展研究新领域，引进国际学术研究新思维、新方法，丰富研究手段，使研究方法多样化、多元化。一言以蔽之，孙中山研究需要进入“中山学”的新天地。

一、关于“中山学”的学科归属与定位

虽然孙中山研究已有数十年历史，而西方分科分系的近代教育和学术系统尚未浸润其中，同时，中国宋代以降，门户之分的学术对立（如“宋学”与“汉学”，“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也未对中国学者造成困扰，相反“跨学科、超领域”的学术科研方法不期然地悄悄影响着孙中山研究，没有妨碍对孙中山研究的历史理解。

因此，“中山学”的学科归属和定位，最重要的依据，是它应当包含的内容及其社会历史影响与价值。数十年来，孙中山研究一直在史学领域进行，也取得一定成绩。学者间将孙中山研究归属于历史，归属近代史及民国史，有其逻辑必然和规定。对孙中山研究的学科定位，可以看出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即，历史是“统整性的汉学”（牟复礼），是“万学之母（后）”（李约瑟）。人们通过对孙中山研究领域状况的了解，可以清晰看到中国文化传统中广义史学的影响。孙中山研究接续了中华学术传统，应当予以肯定和进一步探索。然而，我们毕竟是在21世纪提出“中山学”的课题。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将西方学术中愈益发展的“跨学科、超领域”的趋势，与中国广义史学要求相结合，从而注入“中山学”的研究之中，当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为此，我们尝试提出“中山学”的学术路子是：一种应用整体的人文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来进行孙中山思想与革命实践的研究学科。对百年来孙中山研究及其成果的巡礼，我们似乎能够看到“中山学”正从初级的史事记述、史迹钩沉以及史料学的框架中一步步走来，它的科学性、人文性正日渐显著，正如尚明轩先生所指出的：“孙中山研究发展势头持续高涨，向前推进。对于孙中山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更为具体细致；将孙中山思想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论述，视野不断拓展，题材广泛，一些专题研究有所深化，研究难点开始突破……逐步摆脱了政治框架的束缚和主观因素的干扰，更加学术化……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拓展了研究领域……孙中山研究有重要突破的象征。”⑥这一平实客观的评价，可以认为孙中山研究者们已经重视并追求孙中山研究中应具有的全面、真实的人文价值。由于观念、方法的进步，孙中山研究正成为一个丰富的、动态的过程。通过不断拓展和创新的孙中山研究，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孙中山及其历史场景终将再现世人面前。

二、关于“中山学“的任务

顾名思义，“中山学”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孙中山现象，举凡孙中山思想与实践所处国内、国际的时代背景，所涉及的国内、国际社会中的人与事，所造成的国内、国际影响，等等，都属于“中山学”的范畴。“中山学”是中国近现代史中集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化……于一体的一个层面，它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论研究对象是哪一个领域，都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正应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那句先哲名言：史学乃万学之母。

一般来讲，“中山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是揭示既有史料所反映的特定人物、特定事件和特定时期的思想现象，以及各类思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而探索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和个别规律。台湾史学家王汎森借马克斯·韦伯那一句“人是搭挂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上的动物”引申说“人同时也是搭挂在其生活网络与社会网络之上的动物”。⑦孙中山与世界大多数人一样，他的意义网络、生活网络和社会网络是由许许多多具体的人、事和思想“细物”构成。因此，“中山学”不仅仅是以往孙中山研究中所揭示的有关孙中山的思想与实践许多史料，它还需要外在世界已知和未知的多个方面的支援与补充，正如尚明轩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研究与美国华盛顿、法国拿破仑一世等革命家研究的成果，不仅数量差之甚远，就深度和广度而言也存在弱点和不足。例如关于孙中山的国家建设、国家统一和对外开放思想与实践的考察和探究还需深入，过去畏忌、敏感的如与前苏联、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问题，研究尚不充分。又例如孙中山思想与社会思潮、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14年的海外经历对孙中山发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作用和影响，这种种“历史碎片”都还需要费力气收集、整理、挖掘、提炼，以还一个生动的、真实的、全面的孙中山。至于多年来已具规模并有硕果的孙中山思想研究，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例如，孙中山如何对传统儒学研究与改造，对传统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孙中山如何对中西不同思想传统融合与利用；我们应如何对待特殊时期孙中山思想与实践研究中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的评判；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对孙中山的评价，等等。

因此，我们试提出“中山学”的主要任务：

1.“中山学”应研究孙中山思想的成长史，成熟史。研究孙中山思想、情感是如何以及怎么外化或对象化的；研究客体化的对象物——例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与世界——是如何及怎样接受或体现孙中山精神、思想、神韵甚至心理素质结构的。

2.“中山学”研究产生孙中山思想的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以及由此对立与统一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并如何推动孙中山走向历史的永恒。

3.“中山学”研究19世纪下半叶至今各个历史阶段中国乃至世界重大事件、文化现象发生、发展和衰微、消亡过程与孙中山及后孙中山的关系。

总之，“中山学”是关于“中山学”的主体——孙中山的追求、欲望、需要等等主观性的综合研究，“中山学”的客体——孙中山的追求、欲望、需要被转换或固化为实存的研究，以及两者的有机结合的研究。

三、关于“中山学”的方法

基于对孙中山及其纵、横社会生活关系和影响的反思，我们认为，无论是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或说是一个开创世纪奇迹的伟人等等称谓，都似乎简化了“这一个孙中山”的本质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因为，这不只是对孙中山“个人”的研究，是一个“纯学术”的课题，也应是一个对中国、甚至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关怀问题。当然，我们不可只为“现实”而不顾历史事实或政治史事实。现实关怀无法脱离全面的、不偏不倚的学术研究。在孙中山研究与时俱进地拓展和创新之时，我们“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的身份认同，与前辈对孙中山追随、评价的榜样，是否应当促进对孙中山思想和革命、生活实践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知与理解，是否应该将对孙中山已知或将要认知的史料、史实，通过我们的研究将之转化为学术知识，不仅更清晰彰显一代伟人的面貌，同时也展现相关社会环境的本相。

这里，提出“中山学”的方法论问题就是十分重要的课题了。

我们试提出“中山学”的方法路径是：

1.更加全面、客观地搜集有关孙中山生活、思想、言论、交往……等各个方面的史料。研究者的主体利益——个人好恶甚至意识形态的需要——应当服从客观史料的收集原则。“让史料说话”，不是让部分史料或符合主体利益要求的那部分史料说话，而是要让自己掌握的全部史料说话。

2.因此，对数十年来孙中山研究的成果，以及正在搜集的资料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考据和辨伪，依据国际史学界所主张并强调的“去伪存真”原则，将过去受时代、意识形态和主体利益制约的伪档案、伪史料给予剔除和纠正。

3.在上述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归纳和分析。通过对孙中山一生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个案研究逐步形成有前提条件的假说或理论，俾使孙中山研究真正促使人的认识升华到一个更高级的抽象层面——对“中山学”的追求和认知。

4.我们似应当积极借鉴学习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马恩著作中所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以拓展和补充孙中山研究中的方法及方法论研究，例如，史学理论家蒋大椿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见之历史研究方法》一文中提出的8条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提供的史学研究方法，即值得“中山学”参考。

5.“中山学”应当改变以往单向研究的路数。对孙中山研究注入现代性的因素，势必应当首先重视其方法论的研究，积极引进新的有效的方法，例如通过合作，尝试比较研究、跨社会和跨文化研究等等，当然，对此中的复杂性，应有所警觉。

总之，在孙中山研究已走过数十年的历程，但至今尚未建立起与该研究相适应的、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与学科，真令人有见树不见林之感。在世界历史研究不断从分析的社会科学转向更加强调文化因素方面的今天，我们倍觉孙中山研究与形势的巨大差距。

令人欣喜的是，经过努力，终于由学者们提出了创立“中山学”构想，逐渐形成共识，并提到日程上，这不能不是一次认识的飞跃，一次思想的解放。我们终于要将感受中山先生那博大胸怀的憧憬、追求和冲动，转化成为当代国人“立德、立功、立言”的路碑了。诚然，我们直观的、真切的感觉是：“中山学”的提出与创建，它的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也许不是当下所能估量的。

　　（作者系民革陕西省委会原主委，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常务理事/责编　刘则永）

参考文献：

　　①高华《孙中山在两岸的“境遇”》，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

　　②⑥尚明轩《中国内地半个多世纪来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③详见《重新评价孙中山》，载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11月12日。

　　④李文海《孙中山研究领域的拓展与创新》，载《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⑤钱理群《“鲁迅”的“现在价值”》，载《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1期。

　　⑦王东杰《走向多元动态的思想史——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读后》，载《历史研究》2005第6期。